林锋：我刚才提到，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及早期著作的研究，构成我最近十多年学术研究的重点。这里介绍几部代表作（论文或著作）。
首先是我的两部专著：《重估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价值与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沿问题新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这两部著作均是我耗费大量心血写成的、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两部著作有共同的思想主旨，这就是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辩护。我明确反对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归入所谓的马克思“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的行列，主张对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评估和认定，恢复其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应有之历史地位。我认为，对于这些早期著作的历史地位，既不必过度拔高，亦不可轻易贬低，客观地说，它们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建“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中取得的首批理论成果，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这些著作代表了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成就、哲学成果。
我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有几篇论文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题为“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惟一内容吗？”（载《人文杂志》2014年第4期）的那篇文章。在该文中，我试图突破学界对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片面阐释，确立对马克思这一著名理论的系统性阐释。关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以往我国学界的主流解读范式，是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及其四个规定视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甚至惟一内容。我认为，这种解读范式过于简单和狭窄，无法全面展现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体系与丰富内容。实际上，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内容绝不限于《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更不限于异化劳动的上述四规定。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异化学说，而是一种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精神等领域的异化理论体系。经济异化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支，并非全部重要内容。政治异化理论、社会关系异化理论、精神异化理论同样是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异化劳动学说不过是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并非后者的惟一内容。除异化劳动学说外，货币异化理论同样构成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早期异化理论及其思想内容，消除长期以来学界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还原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更早写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重新解读》（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一文中，我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同样进行了系统化阐释，将其阐释为一个内容丰富、涉及异化劳动的前提、原因、表现形式、后果、历史形态、是非功过、未来命运、消亡途径等要点的较为严整的理论体系。
我要提到的第三篇文章，其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观所作的辨析。相关论文，请参看林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观辨析》，《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此文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提法有其具体语境，马克思系在分析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差别时，在相对的意义上、有针对性地讲劳动的“自由自觉”。“自由自觉劳动”不仅仅是马克思当时关于人类劳动的一种“理想”，它还是一种“曾在人类史前时期真实存在的具体劳动形式”。《手稿》用其关于人类劳动的“理想”来批判私有制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现状”，谴责其“非正义性”，这本身并无不妥之处，并不构成所谓的“唯心主义”。还需澄清的是，《手稿》并未对私有制社会的现实劳动进行单纯的“道德批判”或作简单否定，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科学态度，在批判其“不正义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全文转载，并辛运地获得了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四、五、六篇文章与我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有关。2008年初，我发表了自己关于晚年马克思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这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地位最重要的两个笔记之一，以下简称《摘要》）的“主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一个不同于主流见解的学术观点：马克思《摘要》的主题并非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后来在《再论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载《东南学术》2014年第5期）一文中，我又提出了新的论据，进一步论证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一文的核心观点。在《正确界定<<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的历史地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一文中，我对学界关于《摘要》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学术观点提出了质疑，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对《<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主题、历史地位的辨析和认定，是我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学术研究的重点，上述三篇文章在我的学术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人类学笔记”，我还有数篇较为重要的论文：一是最近发表的《“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二是发表于《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的论文《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三是发表于《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的论文《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我在围绕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写成的系列论文中，力图澄清一个重要事实：“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不应像苏联与我国学界的流行解读范式（笔者称之为“东方社会解读范式”）那样，将这些笔记与马克思晚年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书信、手稿（特别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混为一谈，视为一个所谓的“思想整体”，笔记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志趣、学术重点。